毛主席在翻看各地“整风运动”的汇报材料时，无意间瞟到了一个特别眼熟的名字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感觉这人他认识。

毛主席转头急问秘书：“这份报告是哪儿送来的？”

主席，我给您带来了上海那边的情况汇报，这是他们的最新报告。

毛主席猛地一下把报告摔在桌上，生气地说：“这太离谱了！这事我得自己管，不能再让人瞎折腾了。”

这个人是何方神圣，居然能让主席都亲自关注起来，他到底是谁呢？

他家条件不好，但爸妈对他的教育从没放松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。他很争气，天天努力学习，一有空就帮家里干活，减轻爸妈的负担。

家里因为地主和官僚的压榨，手头太紧，实在没法拿出学费。老爸只好让王范先放下书本去种地，还跟他说，等钱攒够了，一定再让他回去上学。

家里负担越来越重，到后来，攒钱上学成了奢望，连日常开销都难以维持，生活变得十分拮据。

王范本来能忍受黑暗，但他已经历过光明，心里头彻底失望了。他最终决定跳河结束生命，只想在灵魂上找到解脱，不再受煎熬。

好在被路过的教书先生救了，先生弄清他寻短见的原因后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就让他重返学堂，还免了他的学费。

王范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了。他家里穷，见不得穷孩子被欺负，所以在学校里，他总是站出来说话，帮那些被欺负的穷孩子出头。

王范的表现一直都被在学校教书的党员王盈朝注意着，王盈朝特别欣赏王范，所以就找了个时机，给王范讲讲共产主义的理念。

王范心里特别憧憬共产主义，后来经王盈朝牵线，他悄悄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

后来，王范和王盈朝一起开了个农民夜校，不光教大家文化知识，还给他们灌输革命理念，那时候的王范，才21岁大。

1927年，蒋介石跟革命翻了脸，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。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呢，也跌到了谷底，情况相当不妙。

王范紧跟党的脚步，和王盈朝一起加入了红十四军发起的如皋起义，但没能成功。后来王盈朝被追捕，其他人或被捕或被杀，大家也都和组织失去了联系。

王范没放弃，他和剩下的党员一起组织反击。但国民党兵太多，他们行动很困难。最后，大家商量让王范偷偷去上海，给组织说说那边的情况。

王范紧急接下任务，他换了身装扮，趁夜幕降临就动身了。他沿着小路摸到河边，摸黑跳进河里，一口气游了十多里地，这才摆脱了追捕。

王范好不容易到了上海，可人生地不熟，组织也联系不上。他没办法，只能先找份工作安顿下来，边干活边想办法联系组织，但找了老半天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

他灵机一动，想到了报考巡捕的主意。要是能进巡捕房上班，既能掩护自己，还能借着工作之便，悄悄寻找组织。

没多久，他靠着年轻力壮的优势，成功进了巡捕房。经过一系列训练，他就被调到了英租界四马路的那个警察分局工作。

当上巡捕后，王范就想着怎么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找组织，他四处打听组织的消息，心里盼着能快点和组织重新联系上。

他下了不少功夫，终于和组织取得了联系。但那时候国民党追捕得厉害，招数又多，组织对王范也是小心翼翼，不敢轻易相信。

王范没因组织的不信任而动摇革命心，他主动迎接挑战，积极给组织提供各类重要信息，证明自己的忠诚。

王范一听到消息，马上就琢磨着怎么盯住那个叛徒。可这叛徒特别狡猾，警觉性超高，王范试了好久，都没找到下手的机会。

王范多方探听后，了解到那家伙特别好色，老爱往青楼跑。他便在各大青楼安排了人手盯着，让他们一看到那家伙出现，就马上告诉他。

那天晚上，王范收到春江楼的眼线传来的消息，说那个人刚踏进春江楼的大门没多久。

1931年那会儿，上海的地下党收到好几封挺有意思的匿名信，里头都说：“留意下二号人物，得时刻提着心防着点儿。”

地下党的伙伴们全都懵了，完全不清楚“二号”是哪位。不过，他们心里也琢磨着，可能是有人当了叛徒。于是，大家根据那封信的内容，赶紧商量了个对策。

谁也没想到，信里提到的“二号”竟是中央特科的二把手顾顺章。大家毫无防备，顾顺章叛变后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差点就被他全给抓了。

还好我们之前就准备好了应对方案，所以虽然情况紧急，但还是有一部分同志能够迅速且安全地撤离出去。

经过这事儿，组织完全确信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又重新和他联系上了，安排他继续在巡捕房里秘密执行任务。

那年7月份，有几个穿着日本传统和服、拿着武士刀的流浪日本人，莫名其妙地闯进一家水果店乱砸一通，还把店里的所有人都给打伤了。

华人警察上前想要阻止他们，但这几个人不但没停下，反而更加嚣张，直接跟警察动起手来，扭打成了一团。

日本巡逻队瞧见了那情况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朝一名巡捕开了枪，直接把他给打死了。

这事儿一传出来，上海的老百姓们都气坏了，吵着要狠狠惩罚那个凶手。可那些英国佬却不这么想，他们觉得死的只是个中国人，没必要为了这事儿去惹恼日本人。

所以就告诉那些华人巡捕，让他们等着上面的指示，别乱来，啥冲动的事儿都不能干。

身为共产党员，王范怎能容忍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？他立刻号召华人巡捕举行抗日游行，上海各租界的华人巡捕和爱国群众都积极响应起来。

可日本那边就是不肯认错，还藏着凶手不放手。英国呢，倒好，像个胆小鬼一样，对这事儿完全没反应，一声不吭。

王范看到情况后，再次呼吁大家罢工，坚决反对日本的卑鄙行为。在受害巡捕下葬那天，他们还组织了一场反对日本的示威游行，表达愤怒。

送葬的、游行的人和看热闹的老百姓，全都大声喊着反对日本的口号，这事儿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到了赛马场，王范走上前，讲起了爱国的话，把日本人在中国到处干的坏事都一一说了出来，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恶行。

他因此惹上了敌人的眼，被猜忌是“共产党的人”。可敌人手头没证据，抓他没法子，只能偷偷派人盯着他，想找点把柄。

这事办完后，上面看到了他的本事，就让他当上了四马路巡捕房的党支部书记，负责那里的党务工作。

他在街上溜达巡逻时，被一个叛徒认了出来。那叛徒不清楚王范叫啥，也不知道他干啥的，只是在之前的联络点碰见过王范一回。

叛徒一眼认出了王范，转头就往巡捕房跑去报告。结果，王范那晚干完活刚回宿舍，巡捕们就找上门来，直接把他给抓了。

在审讯室里，王范硬说自己不是共产党，还一个劲儿让审讯的人拿出证据，证明他是共产党。

但英国人不在乎证据啥的，也不管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，他们只管把你往国民党那一交，就算完事儿了。

王范就这么被送到了国民党在上海的警察局。他一进审讯室，国民党特务啥也不问，上来就给他上了一整套严刑拷打的“招待”。

这是要狠狠震慑王范一下。王范硬撑着，默默忍受特务用的各种狠招，像老虎凳、辣椒水、红烙铁，他被折磨得全身是伤，好几回都昏过去了。

就算这样，王范还是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最后刑讯人员没办法，只好把那个举报王范的叛徒叫来，让他们当面对质。

王范一眼瞅见那叛徒，立马火冒三丈，大声指责：“真是没想到，就是你这家伙在背后给我乱扣屎盆子！”

王范见对方还没缓过神，立马跟刑讯人员讲：“那家伙在路上骚扰好姑娘，被我撞见教训了一顿。他这是来找我麻烦的，你们问问他，他肯定连我名字都不知道。”

那叛徒哪知道答案啊，他就见过王范一回。审讯的人也没办法了，可又不能放王范，毕竟国民党上面早就有话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不能放过一个。

最终，王范被跳过公审，直接以“共党嫌疑犯”的罪名判处监禁十年。

王范被带到了南京，被关进了江东门国民党陆军监狱的南监。那南监可是监狱里的重中之重，专门收押被抓的共产党员，看守得严严实实的。

王范进了监狱，他刚遭了国民党一顿狠毒的折磨，身子骨还没缓过来，走起路来特别费劲，行动很不方便。

看他这样子，同牢房的狱友每天都帮他打饭洗衣服。毕竟，这里面的人多是共产党，但也不排除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，想混进来打听消息。

在狱友的细心照顾下，王范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。刚恢复点力气，他就急着跟狱友说：“这地儿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了，咱们赶紧想办法越狱吧。”

狱友听完，脸上毫无反应，心里明白逃出去是不可能的。国民党为了防越狱，在这周围布满了哨岗，驻扎了大批军队，想跑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狱友轻声说：“你就算跳出这房间，外面还有道高高的围墙，墙四角都有岗哨楼盯着，墙外头布满岗哨，周围全是军队，你觉得有机会逃掉吗？”

听完狱友那番话，王范打消了越狱的念头。可他闲不住，又开始忙活着和监狱里的其他共产党员联络，想要做点什么。

经过监狱党支部的重重考验，他终于成为其中一员。自此，他便在党支部里认真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技能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咱们国家全面抗战打响了，国共两党又联手了。那时候，王范和关在牢里的朋友们都被放了出来。

当然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心怀不轨、想占便宜的人。

1938年春天4月份，重庆的中央大学来了群交流学习的代表到延安，里头有个叫沈辉的小伙子，他自己说想留下来，一起干革命。

我们党很高兴他这样的有志青年想在延安为革命出力，所以就答应了他的请求，还安排了王范来负责审查他的政治背景。

说到这儿，或许有人会琢磨，人家都主动想留下了，咱们再去调查人家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，显得不那么近人情呢？

特殊时期，啥可能性都得考虑进去。咱们得小心，不仅有日本间谍在活动，国民党那边也安插了不少眼线，得时刻提防着。

要是啥人都能留在延安，那延安的安全可就没法保障了。毕竟，延安是当时党中央的大本营，得多加小心才行。

王范和沈辉聊天时，突然注意到沈辉说话带点口音。沈辉说自己是河南人，在河南长大，但王范听出来，他的口音里夹杂着点浙江的调调。

王范心里直犯嘀咕，感觉这事不简单，但他没当面说出来。要是沈辉真有问题，你咋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王范开始悄悄跟踪沈辉，这一跟，他愈发觉得沈辉肯定有问题。

沈辉出门总是很朴素，他从不喜欢和别人结伴，每次都是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就走了。

出门后，他老爱找延安的老百姓问中央领导的事儿，有次还悄悄走到离毛主席住的地方挺近的地方。

王范觉得沈辉一举一动都透着古怪，心里断定他肯定有问题。于是，王范增加了人手，安排人全天24小时盯着沈辉，一刻也不放松。

不过，沈辉似乎意识到自己露馅了。王范加强安保后，他就变得特别老实，再也不乱来了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

王范可没对沈辉手下留情，一直盯着他呢。这一盯就是整整一年，奇怪的是，这一年里，沈辉老实多了，一点可疑举动都没有。

1939年时，电讯科的同事截获了个奇怪的电台信号。王范一听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觉得这回可算是逮到沈辉的小辫子了。

但他却扑了个空，带着人赶到信号源，找到了国民党藏着的电台。他随即安排手下埋伏起来，打算等国民党特务到齐后，来个一网打尽。

这次任务抓了7个特务，但王范找来找去都没见到沈辉的身影。他心里犯嘀咕，难道沈辉真的是清白的，之前那些疑虑都是自己多想了？

审完特务，他们全招了。有个重要线索说，军统悄悄派了个杀手到延安。这个人，王范早就觉得可疑，原来他就是沈辉。

他们偷偷跑到延安，就是想捣乱并找机会下手杀人。为了混进延安里面，军统给沈辉弄了个假的大学生身份。

原本他们的计划挺顺溜的，可后来沈辉被王范盯得死死的，结果他和其他七个人就断了联系，再也联系不上了。

这七个人这次冒着大风险给沈辉发电报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好久没联系上沈辉了，心里不踏实，想知道他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挺遗憾的，沈辉这家伙太机灵了，他老早察觉到自己露馅了。王范他们正打算动手抓特务呢，沈辉却瞅准机会，从延安溜之大吉了。

沈辉逃走了，不过这次咱们还是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诡计。说起来，王范在这次任务里，那真的是发挥了超级重要的作用。

后来，毛主席特别夸奖了那个人，称他是“除奸的榜样”。

三月时，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来北平，王范坐在最前头那辆车上，负责给主席他们引路，一路前行。

到了北京，毛主席他们在颐和园跟各党派的大佬们见了个面，聊了几句。之后，他们就打算到香山去，准备在那里过夜休息。

那天都过了凌晨一点，原本毛主席打算的是在颐和园悠哉地歇上一整天就算了。

不过，周总理觉得北平刚解放不久，看起来挺平静的，其实还有好多不稳定因素，为了安全，最好还是回香山住比较妥当。

跟毛主席商量妥当后，周总理着手安排车辆送毛主席回香山。可没想到，主席的专车被司机开去瞧病了。

大家琢磨着都这么晚了，主席应该不会再出门，但在和上级确认后，司机还是发动了车子，离开了那里。

周总理挺为难的，因为时间太晚了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安排另外一辆车，让主席先回香山休息。

出发后，周总理感觉车子越开越快，有点不对劲，他连忙问司机：“咱这是咋回事？为啥开得这么快？”

司机挺为难地说：“前面那车开得太快了，我为了不掉队，只能拼命跟上他的速度。”

这条路不太平，坑坑洼洼的，周总理就叮嘱说：“咱们开慢点，别让主席颠簸得太厉害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他们目送着王范开着领头的车，一点一点地从眼前消失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了。

到了香山，周总理很快就见到了王范，他有点不高兴地问：“你开车咋那么快呢，急着去哪儿啊？”

周总理听后明白他是出于好意，态度就温柔了些：“下次碰到这种事，你得先告诉我们一声。你不说一声就一个劲儿提速，后面的车也不清楚啥状况，跟着猛追，天这么黑，真要是出事儿可咋整？”

王范听完总理的话后，一下子明白了过来，连忙向总理道歉，自责地说自己刚才真是太欠缺考虑了。

周总理看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就没再多讲，只是让他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

1954年，王范因为工作干得出色，被中央看重，成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第一把手，也就是第一任检察长。

1956年，毛主席到上海看看情况，一眼就在随行的人里瞧见了王范。他笑眯眯地上前问：“老王啊，我还记得你呢，现在过得咋样？在哪个单位做事啊？”

王范正要开口，陈毅元帅在一旁风趣地说：“这家伙就是个啥都知道的‘百事通’嘛。”

王范听完嘿嘿一笑，点了点头。毛主席见状也放声大笑，夸起王范来：“这就是咱们的红色情报高手王范，延安那会儿立下大功，还受过中央的嘉奖呢！”

1957年，全国兴起整风运动，王范讲原则，让手下对那些可抓可不抓的人放手别抓。但这做法跟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。

1958年，整风运动搞得热热闹闹时，王范却莫名被扣上“官僚作风”的大帽子，职位一下子跌了十级，被调到上海郊区去当党委副书记了。

这事儿传到了毛主席那儿，他一听就火了，说：“这太离谱了，我得自己管管这事儿。”

1967年1月12日，这位一直勤奋工作的老革命，在家中安静地离开了我们。他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咱们得好好向这位老英雄表达下深深的敬意，他真的太值得大家尊敬了。